配资配资网中国“黄帝”：考古发现又一巧合，难怪史记第一个讲黄帝_历史_欧美_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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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冼颜

编辑：T

前北京卫视的主持人张玉安，在韩国参加综艺节目时，通过流利地背诵中国的古代朝代歌，震惊了在场的各国嘉宾。这一幕也引起了外国嘉宾的关注与质疑，有人提出疑问：中国历史明明只有三千年，为什么中国人还自称是炎黄子孙，连朝代歌都从夏朝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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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人听到这种言论，心中难免产生困惑，尽管关于中国历史是否有五千年，或者说是上下五千年两种不同说法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只有三千年。这种疑问的根本原因，源于中外对于中国历史的认知差异。尤其是外国主流史学界，至今普遍认为黄帝——中国人祖先的象征人物，只是一个虚构的角色。

事实上，不同国家对自国及他国历史的认知差异极大。在这些认知中，韩国的历史观尤为特殊，他们的官方教材认为，韩国的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的帕米尔高原。经过东迁后，他们的祖先传播了文明与智慧，并且发展出了红山文化和黄河文明。因此，韩国人坚信自己的历史已超过8000年。这种人为编造的历史观点，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笑柄。

然而，欧美的史学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学术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通过有组织地研究与解读世界其他文明的历史，形成了他们自己扭曲的历史认知，这种认知影响至今仍在继续。例如，在欧洲史学界的描述中，哥伦布被认为是“发现”了美洲，并且在他到达之前，美洲的土著居民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但随着拉丁美洲各国独立，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遗址被发掘出来，人们才逐渐发现印第安人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建立了极其发达的文明。

印第安人拥有自己的历法，并且依据天体运行规律，将一年分为12个月。他们已掌握成熟的玉米和土豆种植技术，并且有着关爱寡妇和孤儿的集体供养制度。而欧美史学界对中国文明的攻击则更为恶意，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只有商朝以后才是“信史”，商朝之前的夏朝、尧舜禹，以及炎黄二帝都不过是民间传说，甚至只能被视为“神话”。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商朝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年，而在此之前的中国似乎没有文字记录。

然而，根据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甲骨文是已知的非常成熟的文字，这意味着在甲骨文之前，必定经历了漫长的文字诞生与演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也证明，甲骨文中的许多文字，在仰韶文化晚期就已显现出来。包括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的骨刻文字。这些证据显示，早在5000年前，中国文字便已经开始了发展。

然而，欧美考古学界却依然带着偏见，利用民间口传的史诗作为“信史”，并带着主观推断去“反向寻找”所谓的考古证据，以未解读的符号作为“成熟文字”，这种做法显然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

在民国及新中国初期，许多中国学者过于依赖西方的学术权威，严格按照西方的考古标准进行研究。但经过多年的学术交流与融合，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考古研究标准远比西方的还要严格。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擅长“记账”的民族。从各朝代官方所编写的正史，到家族历史、地方志，再到个人的墓志铭和陪葬品铭文，几乎每一个历史事件都能从多个不同的维度进行佐证。更有那些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和习俗，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黄帝的存在，从来不是无稽之谈。早在先秦时期的《国语》《孟子》《尸子》《离骚》等古籍中就有提及，后来的《史记》更是详细记录了黄帝的事迹。例如，仰韶文化遗址与《史记》中提到的“黄帝崩，葬桥山”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在《史记·封禅书》中，还提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表明汉朝之前的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桥山黄帝陵的封禅祭祀。这些记载揭示了中国历史的连贯性，没有断代的缺失。而唐宋以来，关于祭祀黄帝的记录则更加详细。

通过古籍中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的实物，包括大量的日用品、祭祀用品、竹简和骨刻等文物，我们可以不断验证黄帝的真实存在。也难怪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度提出黄帝的记载，否则即便西方学者承认黄帝存在，依然会对中国的其他朝代的历史是否真实产生质疑。

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看出，中国考古学有着完整的发展脉络，并且在文献与物证的相互佐证下，建立了严密且立体的考古体系。这种体系与欧美考古学界的孤立、片面研究方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无论欧美自诩有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他们否定中国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事实，中国的考古研究都不应当被他们的片面观点左右。欧美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标准，总是要求有完整的城池遗址、生活遗迹、祭祀用品以及明确的文字记录才能视为“信史”。即便夏朝、黄帝的存在有《国语》《孟子》《史记》这些古籍的记载，还有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遗址、石峁遗址、红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现，欧美学界依旧选择视而不见。

如果用欧美考古界的标准来衡量欧美自身的考古工作，我们将发现他们的考古成果和历史几乎是由一系列“补丁”构成的虚构故事。像是欧美学者称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建于公元前332年，但现代地理学者发现，这个图书馆遗址的位置在2000年前是一片汪洋；2018年，德国团队检测出，美国圣经博物馆收藏的死海古卷碎片中有5件为伪造品，甚至到了2020年，进一步的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古卷的全部16件碎片都为赝品。

同样，著名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曾因在上高森考古遗址伪造现代工艺品而备受争议，19世纪的文物造假商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更是制造了“阿特米多鲁斯的莎草纸”等假文物，严重欺骗了欧洲的考古界。

剑桥大学曾出版过一部被称为“西方伪史三部曲”的作品，其中讨论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曲解。著名学者杰克·古迪撰写的《偷窃的历史》则提出了对西方考古界的质疑，但这些观点却始终未能得到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同。

为了商业利益，或是为了塑造所谓的“伟大祖先”，欧洲的考古与历史学界通过种种伪造手段制造“辉煌”，而对于中国史书和文物的严密考古，却常常提出各种质疑，甚至以双重标准来对待中国的考古成果。我们完全不必屈服于这种学术上的不公。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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